新華社北京5月21日電（記者熊茂伶）美國政府債務規(guī)模觸及31.4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已過去4個月，財政部庫存現(xiàn)金盈余近期驟降，加劇外界對美政府“非常規(guī)措施”額度即將耗盡的擔憂。依據(jù)財政部長耶倫警告的最后期限，美債違約已進入“倒計時”。國會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麥卡錫20日表示，談判再次陷入暫停。
國際觀察人士認為，美國國會共和、民主兩黨依然在就債務上限進行最后的“極限拉扯”，共同上演熟悉的“懦夫博弈”。美政客沉迷于黨派斗爭和謀取政治利益，對美國經濟和全球金融體系或將難以承受相關惡果全然不顧。
“爭什么”：債務上限綁定削減支出
直至周末，共和、民主兩黨團隊仍在激烈談判。雖然此前雙方對達成協(xié)議展現(xiàn)出樂觀情緒，但參與談判的共和黨眾議員帕特里克·麥克亨利19日對媒體表示，他對本周末結束前達成債務上限協(xié)議框架“沒有信心”。
雙方談判最主要癥結在于：共和黨人堅持以聯(lián)邦政府限制未來十年的支出為協(xié)議前提，要求將總體聯(lián)邦政府可支配支出額度限制在2022財年的水平，而美國總統(tǒng)拜登和民主黨領袖則想要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
此外，雙方分歧還包括：共和黨人要求就申領聯(lián)邦政府救濟設立更嚴苛門檻，并削減清潔能源激勵措施，這無異于回撤拜登政府的多項政策，遭民主黨人強烈反對。另外，白宮傾向于加稅以應對債臺高筑，遭到共和黨堅決反對。
幾名民主黨參議員日前致信拜登，認為共和黨人準備“綁架”美國經濟，脅迫民主黨同意其要求，以工薪家庭為代價減少赤字，這“完全不可接受”。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日前報道，考慮到投票都關乎政績，許多議員不希望被認為批準了更多的聯(lián)邦借款或支出，但習慣于在被視為必須通過的法案上附加無關事項，這使得債務上限成為政治斗爭的重要戰(zhàn)場。
“為什么爭”：黨派利益高于一切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lián)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無法發(fā)行更多債券。聯(lián)邦政府如果不能繼續(xù)舉債，將被迫暫停支付某些退休金、聯(lián)邦工作人員工資，或推遲支付利息，無法如期償還債券，構成違約。
美國企業(yè)研究所經濟學家德斯蒙德·拉赫曼對新華社記者表示，考慮到美國國債市場規(guī)模，以及美國國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角色，美債違約將給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帶來“重大負面影響”。
安聯(lián)集團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認為，違約很可能會讓美國陷入衰退。從全球來看，這還將損害貿易、推升利率、助長通脹，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產生巨大外溢效應。
債務違約風險如此巨大，為何共和、民主兩黨依然在最后關頭爭論不休？在政治極化不斷加深的大環(huán)境下，為謀取個人選票利益、維護黨派利益，美國政客更有動力以債務上限等關鍵問題為籌碼，要挾對方在某些議題上作出讓步，“邊緣政策”“懦夫博弈”成為司空見慣的伎倆。
美國艾奧瓦州前眾議員、民主黨人格雷格·丘薩克告訴新華社記者，國會沒有動力去做“正確的事情”，除非可以提高議員支持率或帶來更多競選資金。他還指出，在國會和州立法機構中，他看到一種破壞式的治理方式，即堅持“按我的方式行事”、拒絕談判或妥協(xié)。他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已經“嚴重受損”。
政客們在黨派利益上寸步不讓，但對真正從源頭上解決美國債務野蠻生長的問題毫不關心。美國彼得·彼得森基金會首席執(zhí)行官邁克爾·彼得森曾指出，聯(lián)邦政府債務不斷累積是民主、共和兩黨在財政問題上多次“不負責任”的結果。過去幾十年，華盛頓政客多次選擇減稅或推動政府支出計劃，而非考慮美國未來。
“怎么爭”：“懦夫博弈”進行到底
美國聯(lián)邦政府今年1月19日已經觸及現(xiàn)行的31.4萬億美元債務上限，財政部隨后采取“非常規(guī)措施”避免債務違約，耶倫警告相關措施或只能堅持至6月初。盡管如此，共和、民主兩黨自2月之后并無實質性對話，直到耶倫5月1日再次警告?zhèn)鶆者`約最早6月1日發(fā)生，拜登與兩黨領袖才舉行了幾個月來首次會晤。
拜登曾坦言，兩黨談判過程中，政治斗爭、故作姿態(tài)和小動作會持續(xù)一段時間。
5月16日，拜登與兩黨領袖再次會晤。拜登稱會談“富有成效”，但他打算縮短七國集團峰會行程、提前回美談判，說明僵局仍待破解。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則表示雙方“有可能”在本周末達成協(xié)議，但分歧仍然很大。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稱，美國政府正在進行一場可能是歷史上代價最高的“懦夫博弈”。
拉赫曼告訴記者，正因為違約后果嚴重，才使得拜登和麥卡錫有可能達成某種妥協(xié)，即使協(xié)議可能會在“最后時刻”達成。而在此之前，市場波動可能加劇，因為市場參與者擔心發(fā)生違約。
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懦夫博弈”曾產生過嚴重后果。就在2011年，國會共和黨人和奧巴馬政府之間最后時刻的債務上限僵局引發(fā)全球資本市場劇烈波動，導致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2013年，美國兩黨因削減社會福利和醫(yī)改問題再次陷入債務上限談判僵局并導致政府關門半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