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懷亮
(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引起了國內(nèi)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和積極角逐。
日本帝國主義認為，只要在南京與西安之間挑起一場內(nèi)戰(zhàn)，他們便可以借國民黨內(nèi)部的親日派打出“共同防共”的幌子，派兵直驅中國，以實現(xiàn)他們蓄謀已久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因此，他們極力慫恿以汪精衛(wèi)、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勢力，妄圖發(fā)動一場對張學良、楊虎城大肆討伐的戰(zhàn)爭。
何應欽此時出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軍權在握，身后又有日本人的支持，加之蔣介石此間身陷西安，中樞指揮乏人，南京政府唯何應欽馬首是瞻。所以，他也想趁此機會，一顯身手。12月13日，南京政府在何的主持下，召開應對事變決策會議。會議下令剝奪張學良、楊虎城本兼各職，并派飛機30余架飛抵西安上空偵察示威。同日，國民黨政府頒布對張、楊的討伐令，隨之又派遣飛機連日起飛轟炸渭南、華縣，藉以給鎮(zhèn)守在關中東府前沿陣地上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施加壓力。
此間的蔣夫人宋美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她一方面央告黃埔系的高級將領和空軍官佐勿要對西安實施狂轟濫炸，另一方面又同積極備戰(zhàn)的何應欽大鬧，警告他不要將西安起事的張、楊相逼過急，弄得何應欽很是尷尬，騎虎不能下背。這時蔣介石的高級顧問、英國人端納，為了保障英美兩國在華的既得利益，遂自告奮勇，說自己同張學良關系十分熟識，愿意陪宋美齡前往西安勸和，營救難中的蔣委員長。但宋美齡還是膽怯，不敢貿(mào)然前去，反而央求端納替自己先走一趟一探虛實。12月16日，端納到西安后由張學良陪同，親晤蔣面，并送上宋美齡寫給蔣的親筆信。蔣見信方知大局不妙，南京政府已被何應欽鬧得烏煙瘴氣，正扮演著“戲中有戲”的障眼把戲，不由悲從中來，竟當著張學良和端納的面痛哭了起來(詳見王維之《西安事變醞釀記》。王維之時任十七路軍軍需處處長。王文原載西安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安事變研究會、楊虎城暨十七路軍軍史研究委員會編《十七路軍軍史資料(一)》，2008年1月出版，內(nèi)印)。12月17日，蔣介石手令何應欽停止軍事行動三日，交蔣鼎文飛南京面交何應欽。何隨之下令19日下午6時以前暫停轟炸。本日晚又急電前方：20日前線各軍仍然向西安推進，并恢復飛機轟炸。同時還急電催促正在德國與希特勒談判的汪精衛(wèi)歸國。16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在會議上何竭力主張討伐張、楊，馬踏西安，并且揚言，要號令三軍披麻戴孝，誓師西征，實質上是想乘亂將國民黨的最高軍事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會議決議：(1)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責令其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同時任命劉峙為討逆軍東路總司令，顧祝同為討逆軍西路總司令。(2)推于右任赴潼關、渭南，宣慰西北軍。楊虎城部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駐軍大荔)受于的分化叛變，投靠何應欽，旋經(jīng)南京政府委為討逆軍渭北總司令。至此，西北聯(lián)軍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便無險可守。東北軍炮八旅旅長黃永安這時也在洛陽叛變，致使潼關門戶大開。中央軍董釗的二十八師乘虛進軍，包圍華縣，并擊潰東北軍兩個營，進抵赤水。陜東軍情異常危急。
在外援方面，山西的閻錫山背信棄義，13日復電指責張、楊，并將張、楊早先聯(lián)絡他的電文公開發(fā)表。山東的韓復矩、河北的宋哲元表面上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暗地里卻派人到西安，慫恿殺蔣，并挑撥西北聯(lián)軍內(nèi)部關系。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雖然對張、楊表示同情和支持，但遠水不解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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